窃瓜不为偷，被偷瓜农反赔300元，警察再次刷新和稀泥的新高度

文|庄志明律师

昨天看到新闻：河南瓜农庞大哥家承包了200亩地种西瓜和玉米，经常有附近的人在瓜熟后前来偷瓜，庞大哥多次报警都未见效。近日，两个女子开着三轮车来偷西瓜，偷了满满一车，庞大哥在与她们拉扯时，一女子的膝盖擦破流血并报了警。民警协调让庞大哥赔偿300元医药费，这让他十分委屈，称“以后偷瓜都不敢拦了”。

本着热点新闻让子弹飞的原则，我先忍着，没发言。单方爆料，不足为信。

这不，今天可以发言了，因为淇县公安局通报来了。通报其实是昨天出的，我今天刚看到。

通报称，2019年7月29日6时44分，淇县北阳镇枣生村村民宋某（女）与其女儿耿某骑电动车路过庞某的西瓜地时，宋某下地摘了八、九个西瓜，价值二十余元。当她与女儿骑电动自行车离开时，庞某追赶中拉拽电动车把，致使三人同时摔倒。耿某双膝盖擦伤，电动车车把摔坏。民警处警后进行了询问，因西瓜价值小，情节显著轻微，对宋某及其女儿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。同时考虑到宋某及其女儿受伤，即进行了现场调解，庞某赔偿宋某伤情300元钱。

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核查，在民警耐心教育训诫下，宋某及其女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先，主动退还了之前赔偿的300元，双方达成谅解。同时，派出所民警也帮助庞某采取了安全防范措施，设醒目标语提醒劝戒随意摘瓜行为。

从这个通报看，上述热点新闻基本和通报吻合，“6时44分，淇县北阳镇枣生村村民宋某（女）与其女儿耿某骑电动车路过庞某的西瓜地时，宋某下地摘了八、九个西瓜，”这段文字，非常形象清晰地反映了客观事实，宋某及其女未经庞某同意的情况下下地摘瓜，这个摘瓜的行为显然就是偷瓜。

大热天口渴，看到旁边田地里有西瓜摘一个解解渴还可以理解（当然了做到慎独就更好了）；可是，这清大早的，哪会口渴？再说你连摘八、九个无论如何用口渴都是解释不通的。

因西瓜价值小，情节显著轻微，警方对宋某及其女儿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。笔者认为警方对此处理是适当的，因为这符合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“情节特别轻微的可以不处罚”的规定。

很多读者对“八、九个西瓜，价值二十余元”的说法不予认可，这个心情可以理解，但凡买过西瓜的人都知道，大伏天里买八、九个西瓜肯定不止20余元。但需注意的是，通常买西瓜是在城市里的地摊或超市里买，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还有运输成本和商家的管理成本（这块成本远大于西瓜地头价）。这两女人是在地头偷的，显然只能按地头价来计算西瓜价格，如果在超市里偷，那就是按超市的市场价考虑。所以，我认为网民对“八、九个西瓜，价值二十余元”说法纠结不释怀，这叫不接地气，没意义。

但再怎么说，这瓜是偷了。既然偷瓜，作为瓜的主人庞某当然有当仁不让的私力救济权（阻止偷瓜人逃走），从法律层面上讲，这是正当防卫，《民法总则》对正当防卫如此规定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，不承担责任。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，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，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。庞某和两女子在拉拽过程中致耿某膝盖擦伤，遭受皮肉之苦，完全是在必要的防卫限度内，当然不需要承担责任。

这是起码的法律评价和道德判断，派出所在处理这起警情时，必须考虑这一因素。退而求其次，就是按照公序良俗，她们偷瓜吃了点皮肉苦也是自找的，和瓜农有啥关系。如今不分青红皂白，不问是非善恶，各打五十大板，来处理这起事显然是很不对的。

作为一起舆情应对来说，公安的这一通报显然有敷衍了事之嫌，我说其敷衍了事不是说警方对偷瓜人未予处理，而是说警方在处理这起警情时还没做到位。钱是退了，但根子上的反思还没有。笔者很想反问一句，这是到了舆情的风口浪尖了，假如没到风口浪尖，你们还认为自己做的有错吗？

既然公安部门认为二女摘瓜的行为是错误的，应该批评教育，那由瓜农赔钱300元的做法就是严重错误的，公安部门处置这个事情的做法属于是非不分，善恶不辨。

《人民警察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人民警察不得有“玩忽职守，不履行法定义务”，违反该规定的，应当给予行政处分。行政处分分为：警告、记过、记大过、降级、撤职、开除。对受行政处分的人民警察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可以降低警衔、取消警衔。

玩忽职守的意思是不认真、不负责地对待本职工作。本案当中，警方在调解过程中没有做到认真负责，把本来不应该承担的责任由瓜农进行承担，这做法显然和执法要求的专业性和公平性相悖。虽说，调解的结果是双方“自愿达成”，但如果没有警方的强势干涉，瓜农无论如何也不会作出300元的赔偿。

也正是在作出调解时瓜农的心不情意不愿，才有后来向媒体爆料，从而在网络上引起声势浩大的反响。这就是警察和稀泥、乱调解的恶果。

基于此次舆情的严重影响，我认为应该对该调解事件的相关警察和领导追究纪律责任（至少来个警告处分吧），以儆效尤，下不为例。

一号首长说，执法不严、司法不公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干警缺乏应有的职业良知。许多案件，不需要多少法律专业知识，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，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。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职业良知，心中一点职业良知都没有，甚至连做人的良知都没有，那怎么可能做好工作呢？政法机关的职业良知，最重要的就是执法为民。

偷瓜舆情事件一点都不复杂，就是两个女人偷了几个瓜（这也不是啥大事），公安机关对其批评教育，告之皮肉伤自理（说的难听点叫活该）即可，根本就不需要画蛇添足动员瓜农“花钱买平安”，一副好牌，硬是给和稀泥的警察给打烂了。

平心而论，警察和稀泥的功夫也不是天生就有的，和稀泥最盛行的年代大家伙都知道。我记得多年前律师事务所有很多陌生来客，他们时不时来问些治安纠纷之类的小问题，后来逐步没有了，因为找律师要花钱，找警察不要钱，“有困难、找警察”，大事小事都找警察。本来应该找律师的事也去找警察，最后把警察受理的事务搞的不伦不类，包罗万象，真正是警察抢了律师的生意。

派出所这么多的生意，警察忙不过来咋办，那就和稀泥，和一个好一个，糊弄走一个是一个，一个警察一天处理十几个乃至几十个法律事务的大有人在。你想一想，这么大的工作量这工作质量能高得起来？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警察处警质量不高还真的不能全怪基层警察。这事赖基层警察不公平。

心疼警察几秒钟，很多时候基层警察做着吃力不讨好的事。

所以，光是一味抱怨警察和稀泥并不是正确的姿势，我们必须在制度层面和文化方面，对民间的治安纠纷进行合理分流，坚决不能让基层派出所承担太多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工作。我们要通过普法教育，引导群众由“有困难找警察”转化为“有困难找律师”，把分流工作做好了，才能对警察和稀泥的不正常现象从根本上予以治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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